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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年前湖南发生的事还在影响我们的生活吗

2017-01-09 08:59 来源: 华声在线

  长沙在1917年就有非常洋气的建筑。图为长沙海关大楼上新安装的关钟。

1907年的长沙城墙。

民国时的植树节,也流行摆pose拍照。

1932年湖南大学校长胡庶华(前排右五)与教职员工合影。

  1917年,农历丁巳年。年初,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许多事悄然发生,却影响巨大。

  张勋复辟、护法战争也发生在那年。作为护法战争的主战场,湖南的命运被时代所摆布,也留下了自己的历史痕迹。

  1917年正月初二,岳阳、长沙、湘潭、株洲地震。但是这场地震很快就被遗忘了,反而当初并未引起关注的事情,今天看起来更意味深长。

  黄兴、蔡锷国葬岳麓山,开创民国国葬之先例,灵柩走过的东长街和南正街,后来改名为蔡锷中路和黄兴南路;毛泽东以“二十八画生”为笔名在《新青年》上发表《体育之研究》,受到关注;长沙首家丽华西法洗染店开业。

  100年前发生在湖南的那些事,顺着历史的逻辑,有些仍在影响我们的生活。我们撷取了五个事件,呈现湖南当时的样子,湖南虽为近代化早醒地区,仍有很多社会的陈迹。撰文/本报记者储文静

  3月21日湖南首个植树节在春分

  “以天时论,不宜沿用清明日植树,应改为惊蛰日。以地利论,麓山及军路两旁宜植何种树木不可不预为计划。麓山为湘省名胜,以风景林为宜,应错列柞栗李梅枣杏之类,军路两旁应有森林之经济与美感,宜松柏冬青豫章之类。”——大公报

  1917年3月初,湖南省教育会向省政府提交公文,对即将到来的植树节提出了建议。湖南省教育会认为,就季节来说,清明并不是适合植树的季节。这个时间对于北方太早,在北方清明节植树往往是做做样子,对于南方又太晚。1915年,在孙中山的建议下,北洋政府将清明定为植树节。1916年清明节,北洋政府在北京西山搞了第一个植树节。后来国民党政府又将3月12日孙中山逝世的时间作为植树节。民国虽然规定了植树节的日期,但地方上常各自为政,北方有的地区竟然以谷雨为植树节。湖南在1917年也确定了植树节的日期为春分,这应是湖南历史上的第一个植树节。

  3月21日,湖南《大公报》刊登了植树节的礼式程序,颇为正式和隆重:早晨九点(遇雨顺延)齐赴岳麓高等师范学校会合;由筹备员导至植树地点;奏乐;长官及职员均依排定标志植树;植树后序立于林道周围;省长训词;奏乐;拍照植树纪念照片;回休息处吃茶点。

  结果春分那天,天公不作美,下起雨来,只好顺延到第二天。3月22日,植树节举行,报纸称,工业专门学校的学生最有精神,所植的皆为桂树。

  长沙开始拆毁城墙竟是为了卖砖

  拆城之说湘人筹备甚久,闻督军拟不日即实行拆毁,已令营产管理处鸠工着手所有砖石概行变卖,沿城各官地暂由营产经理处管理,将来统须变卖。该处长以无款难以与工,特请督军暂行拨洋五万元以作工费。闻督军以该处尚有存款并未动用,饬令支用存款从速兴工云。——大公报

  城墙拆与不拆,是困扰湖南人的大问题,事关城市近代化转型。1917年,长沙开始拆毁城墙。湖南大公报报道里所提到的督军是指谭延闿。长沙拆除城墙的想法由来已久,1912年谭延闿担任湖南都督期间,就提出拆除古城墙,因为工程浩大一直未能成行。这次他是动真格的了。1917年,湘春门城门拆除,开始沿城墙旧址修建湘春路。由于政局变动,长沙的城墙拆除工作时断时续,直到1923年-1924年间,长沙城墙除城南一小段及天心阁被保留以外,其余都被拆除。

  拆城墙对一个城市到底意味着什么?拆城墙可以方便交通,修建环城马路,发展城市经济,这对于城市由封闭走向开放,走向近代化非常重要。另外,当时拆除城墙还有一个现在看起来不可思议的考虑,就是出售城砖,解决政府财政困难。长沙历史研究者任大猛说,长沙商会会长左学谦对大公报称:将长沙城墙砖石,概行变价发卖,是他给谭督军出的主意。据他个人估计,将长沙城砖全部卖掉,大约可获得现银六七十万金,等到城墙城砖完全拆净,可将环城基址,修筑一电车路,此项城墙砖石金,可作建筑费。

  那个时候拆城墙是一种先进的举措,如今看来,某种程度上给历史留下了遗憾。

  洋货店少东家订婚复退婚

  姻缘固有前定,特彼父子均不事前先行告知,以致多此一番口舌,不免太失检

  点耳。 ——大公报

  这是刊登在大公报上的一则新闻,事情有点耐人寻味。南门外蔡公坟下某米店有女名阿细,人长得漂亮,刚过15岁,她父母请媒人帮忙找婆家。媒人将其介绍给洋货店少东家刘某为妻,双方订立了婚约。结果事情出了乌龙,刘某的父亲一直住在乡下,很久也没来城里,说他儿子老成可嘉,在前一年的十月,早替他的儿子订下了一门亲事,一个姓吴的姑娘。刘某对此并不知情。一天,他接到父亲的电话才得知此事。此君果真老成,立马把媒人找来向米店退婚。米店老板很气愤,不答应。刘某将其父亲请到城里,向米店老板说明吴家订婚在先,米店老板也没办法。对此《大公报》评论说,此两父子真是奇葩,婚姻这么大的事都没有彼此通个气,实在是“有失检点”。

  退婚事件颇耐人寻味的是,少东家应该是颇心仪那位小姐的,所以私定了终身。可是父亲书信一到,立刻悔婚。可见民国初年,虽然传统婚恋观稍有松动,父母之命仍有巨大的约束力。即使经营洋货店,刘某也未能有勇气抗拒。1915年的民法草案仍规定,婚姻须经父母同意。这一条款直到1931年才有所改变,《中华民国民法》规定,婚约由男女当事人自己制定。直到现在,中国父母对于子女婚姻,仍有比较大的影响力。

  100年前,他们是这么说湖南大学的

  “中国有湘”,如同“德国有普鲁士实为中枢,日本之鹿儿岛实为俊杰”……“任有独难,责无旁贷”“湖南之昌,中国之兴,将于此举(即创办湖南大学)卜之也矣”——杨昌济偕高师教授呈省政府公文

  这些话出自100年前杨昌济、胡元倓、杨树达等人之口。他们将湖南大学提升到事关中国复兴的高度,实出于对湖南在中国地位的自信。

  这三人分别为19世纪的70后和80后。如今天的70后和80后,他们也代表着100年前的社会中坚力量。1917年5月,他们联合上书省政府,提出在原湖南高师旧址建立大学,延续岳麓书院文脉。谭延闿批示,由杨昌济主持,在岳麓书院内设置筹备处,但是经费没有着落,未果。湖南人一直没有放弃综合性大学梦,1922年,湖南省长赵恒惕甚至将其写入了湖南省宪法,规定需成立湖南大学。1926年湖南大学成立,湖南第一所综合性大学在一波三折中终于诞生了。此时,一直为建立湖南大学而奔走的杨昌济已去世六年。

  “湖南银行”遭挤兑,第二年就被抢倒闭了

  是年一月一日,商民持票到湖南银行兑换银元,人多拥挤,秩序混乱,卫兵使用竹板向挤兑者猛力驱空,致使三人受伤。在此混乱状态中,湖南银行又出新招,规定凡已兑换一次者,在其脸上涂以绿色,作为标记,以防重兑。 ——大公报

  说倒闭就倒闭,这是北洋政府时期银行的真实状况。湖南银行由湖南都督谭延闿在1912年成立,前身是湖南官银钱局,由省军政当局直接控制,在全省金融业中处于垄断地位,全省纸币由它统一发行。

  就是这么一个背景强大的银行,一直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军阀连年混战,今个你来,明个他来,谁来都要捞一把,所需的军政费用都要靠大量发行钞票提供,再加上部分行长贪污,造成钞票严重贬值,这才出现了《大公报》所报道的挤兑局面。1918年,散兵游勇砸烂了银行的库门,将银行抢劫一空,湖南银行只剩下一座空楼。湖南银行倒闭影响恶劣,省内不少钱庄受其牵连而停业倒闭,成为影响深远的金融危机。

  本版文史顾问:陈先枢(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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