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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语堂的北京“乡愁”

2017-03-28 09:09 来源: 北京晚报

  ■刘 伟

  昨日(3月26日)是林语堂逝世四十一周年纪念日。

  林语堂(1895-1976),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一位独特而杰出的人物。他出生于基督教会家庭,从小对英文非常熟悉,加上后来在北京期间对于中国文化的学习,使他成为当时难得的双语作家,在北京时不仅发表了众多中文散文,后来还写就了《京华烟云》、《生活的艺术》等众多英文作品。

  林语堂还是一位语言学家,对于汉字索引的改革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他编选的《新开明语堂英语读本》影响广泛。

  更重要的是,他把许多英文著作翻译介绍到中国,同时把中国的文化推介到英语国家。他自传中有一句联语:“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准确地概括了他的文化成就。

  纵观其波澜壮阔的一生,如果以他1936年举家赴美为界,他生命的前四十一个春秋先后在厦门、上海、北京等地度过。林语堂两次来到北京,前后在北京共生活六年。虽然时间并不长,但北京的生活却让他一生都割舍不断。在北京的这六年,是他生命的“光辉岁月”,他向世人展现了他“浮躁凌厉”的一面,让人们看到了他的真诚勇敢与书生本色。

  而他在《京华烟云》里描摹出的浓郁的北京古都韵味,再一次向人们诉说着他对北京的眷恋。

  1916年-1919年

  逛琉璃厂恶补中国文化

  1895年10月10日,林语堂出生在福建漳州。林语堂原名林和乐,父亲是一名牧师,林语堂小学和中学上的都是教会学校。1912年,年仅17岁的林语堂进入上海圣约翰大学神学系。1916年,二十一岁的林语堂从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不久,他就担任清华大学中等科英文教员,直至1919年。这是他第一次到北京。

  在他的自传中,他这样描述初到北京的情形:“因为我上教会学校,把国文忽略了。结果是中文弄得仅仅半通……我当时就那样投身到中国的文化中心北平,你想象我的窘态吧。”由于自幼接受教会教育,当时的林语堂虽已大学毕业,但是对于中文和中国文化只能说是半通,甚至连“孟姜女哭长城”这样妇孺皆知的历史典故也不知。于是,他开始恶补中国文化知识。

  为了学好北京话,他读《红楼梦》,从袭人、晴雯等人的语言中领略北京话之美,体会白话文的魅力。他逛琉璃厂的旧书铺,与书商闲谈,在与他们的攀谈中,林语堂愈加发现自己在国学知识上的欠缺。林语堂通过书商之间的闲聊,开始阅读《人间词话》、《四库集录》等书。长期浸淫其间,林语堂的中国文化修养逐渐充盈,甚至也可以跟人谈论古本典籍了。

  在清华大学任教期间,林语堂致力于语言学的研究。因为良好的西学基础,再加上对于中文的熟悉,林语堂对于当时的中国文化有了自己的看法。林语堂发现《康熙字典》“检法迂缓,隶部纷如,不适今用”,创造“首笔”汉字检字法,对《康熙字典》的“部首”检字法“首发第一炮攻击”。1917年,他撰写首篇中文著作《汉字索引制说明》,并向北大校长蔡元培索序。蔡元培一直倡导和推动文字改革,欣然为《序》,高度评价汉字索引制:“其明白简易,遂与西字之用字母相等;而检阅之速,亦与西文相等。”《序》和《说明》一起发表在1918年第四卷第2号《新青年》上。《汉字索引制说明》是林语堂用中文发表的第一篇文章。

  在蔡元培热情鼓励下,林语堂又写了《分类成语辞书编纂》在《清华季刊》发表。1919年,林语堂成为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会员,筹备会共计三十八人,会员中有赵元任、蔡元培、沈兼士、许地山等诸多名家,当时,他们一起竭力倡导汉字拼音化。

  在北京结识胡适成一生挚友

  在清华大学任教时,林语堂遇到了他生命中的一个重要的人,那就是胡适。1917年,胡适留学归来,9月开始胡适任教北京大学。胡适到京时,林语堂以清华大学教员的身份到场迎接,给林语堂留下深刻印象的是胡适的一句话:“我们回来了。一切都会不同了。”正如胡适所言,他所倡导的白话文运动,风靡全国,给当时的青年一代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林语堂自不待言。

  后来,林语堂在北京的英文报纸上发表文章支持用白话写作,理由是欧洲各国文学在十五、十六世纪兴起时,都是用当时的白话,并以意大利的但丁和薄伽丘为例作为说明。这篇文章引起了胡适的注意,两人由此成为朋友。自此,两人的友情持续几十年,一直不衰。

  这里不得不提及一件事:胡适自掏腰包无私资助林语堂2000美元留学。1919年秋,林语堂获得去美国留学的机会,但是只得到半官费奖学金,即每月只有40美元。出国前,林语堂回到厦门与已订婚四年的未婚妻廖翠凤结婚。婚后,廖父资助1000银元。于是,林语堂携新婚妻子赴美,到哈佛大学攻读比较文学硕士学位。

  但是,到美国不久,林语堂的半官费奖学金突然不发了,原因不得而知。因之前林语堂已与胡适约定,学成回国会到北大任教。百般无奈之下,林语堂打电报求助胡适,希望胡适能为他预支以后到北大任教的工资。林语堂打了两次电话,每次都提出预支1000美元。胡适每次收到电报后,都是想法凑足1000美元寄给林语堂。正是胡适的2000美元,解了林语堂燃眉之急。

  1923年秋,林语堂归国后,见到时任北大代理校长的蒋梦麟,林语堂为两千美元的事向他道谢。蒋梦麟感到意外,后来蒋梦麟说:“那是胡适之私人的钱。”林语堂对胡适感激不已,林语堂也对此事铭记于心。在他写《八十自叙》时,林语堂特意将他与胡适的这段往事公之于众。

  值得一提的是,胡适与林语堂虽是好友,但两人不同的经历以及当时动荡的政局,不可避免地促使两人在文学观念以及思想上出现偏差,但两人都以宽容的心态看待友谊与“立场”的关系。当年语丝派和现代评论派笔战的时候,林语堂并没有因为胡适帮过自己就成为“现代派”的一员,林语堂甚至站在以鲁迅为首的语丝派这边。在林语堂看来,友情归友情,立场归立场。胡适也未因此责怪林语堂。胡适曾对钱玄同说:“如果某人的意见语堂看不起,即使那人是他的朋友,语堂都不愿意和他打招呼。”两人可谓知音。

  1932年12月17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在上海成立,宋庆龄是主席,蔡元培是副主席,林语堂为宣传主任。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成立之初,身为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北平分会主席的胡适却在《独立评论》上发表不同意见的文章。当时,蔡元培给胡适拍电报,劝他不要改变初衷,然而胡适拒绝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执委会召开会议,决定开除胡适的会籍,对于这个决定,林语堂坚定地投了赞成票。即便如此,林语堂和胡适并没有因此而成为“敌人”。

  胡适去美国后,林语堂花费了数十万美元发明了“明快打字机”,但当时因为中国内战,没有一个资本家愿意接受这项新发明。“明快打字机”试验成功的消息传到遥远的中国大陆后,一些好事者编织出不少神话式的“传闻”,到处流传着林语堂发大财的消息。后来又是胡适站出来,为他辩护,说明了林语堂为研制打字机已经倾家荡产的真相。

  上世纪五十年代,胡适搬到纽约公寓,林语堂时常带着一家人去看望胡适。1962年2月24日,胡适在台北“中央研究院”的酒会上心脏病猝发离世。3月3日,林语堂在纽约写了一篇悼念胡适的文章《我最难忘的人物——胡适博士》,给予胡适极高的评价:“胡适之先生的肉身已经脱离尘凡,他留给我们及留给后世的影响是不朽的。他是一代硕儒,尤其是我们当代人的师表。”四年后,林语堂定居台湾,度过了他生命的最后十年。在台湾,他每年都会到胡适墓前献花,寄托他对胡适的思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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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邓梦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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