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中，中国居然被小小日本大败了，而湘抚吴大徵还亲率了一批湖湘子弟参与对日作战。如果说过去的湖南人曾因为湘军所带来的荣耀而自我陶醉，以致于守旧排外，那么这种荣耀一经扫地，湖南人就在心理上失去了平衡。日本所以打败中国，是因学习西方有成效，因此湖南人也就对“西学”产生了兴趣。谭嗣同的前后变化可以说明这点。1895年，他写给欧阳中鹄的信中说：“平日于中外事虽稍稍究心，终不能得其要领。经此创巨痛深，乃始屏弃一切，专精致思”。“祥考数十年之变，而切究其事理，……不敢徇一孔之见而封于旧说，不敢不舍已从人取于人以为善”。甲午战后，一大批湖南人，从传统文化的氛围中挣脱出来，在陈宝箴、江标、徐仁铸、黄遵宪等湘省官吏的支持下，在梁启超等几位康门弟子的帮助下，发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湖南维新运动，从而将湖湘文化推向近代化的进程。

湖湘文化走向近代，首先表现为传统观念形态发生变革。

一是“开民智”与“倡西学”。传统的湖湘文化以自我封闭为其特征。自我中心的顽固之士抱着一种“普天之下，惟我独尊”，“舍我之外，必无教化”的观念。维新派将其指为“井蛙”和“夏虫”。告诫守旧人士在湖南和中国之外，尚有一个浩淼无垠的宇宙，宇宙之中有无数的星球，而我“仅据其一”，这“其一”之中，又有万国万教相列，故西方文化应与中国文化平等相视。

二是宣扬“中体西用”与“西学中源”说。对于西学合法地位的认定，必然导致维新人士将中西文化进行比较，从而权衡轻重，判定优劣，决其取向。应该说，在这一点上维新人士之间存有差异。大部分维新人士，特别是在维新运动初期，通过比较，还只能对西中的“西艺”加以接受，即学习西方科技，进行器物文化的创造。他们并不认为“西政”，即西方的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优于中国。因此他们奉行从60年代开始作为洋务运动指导思想的“中体西用”为指针，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体”还不能变。湖南新政中的两项设施--南学会与时务学堂，便都是以“中体西用”为其宗旨。由于奉行这种宗旨，于是便出现这样一种现象，即许多维新人士在会通中西文化时，几乎都将西方文化说成是由中国文化派生的，这就是所谓的“西学中源”说。为何甲午战后，不少人以醉心“西政”，而湖南却依然停留在“中体西用”的层次上？一是湖南开风气太晚，它本身没有经历洋务运动这个阶段，大多数人的认识水平还不能超越这个层次；二是中央的官方文书还只标榜“中体西用”，主持湘省新政的官员尚不敢有所逾越而去承担风险；三是维新人士为减少新政阻力，需要尽可能将中西文化的畛域消除。所谓“西学中源”说，对于部分维新者讲，实际上也隐寓着以维护传统的形式来打破传统的用意。

三是宣传“西政”并与保守派斗争。尽管多数人奉行“中体西用”，然而也有少数激进的维新人士，在湖南维新运动的中后期，旗帜鲜明地从“西艺”层面升华到了“西政”的高度。谭嗣同是其中突出的一员。他认为中国变法应当从学习西方的政令法度入手，这就需要改变中国的"体"，即封建的君主专制和纲常名教。一些激进派亦大倡西方的平等思想与民权学说。谭嗣同认为封建社会颠倒了君民关系，应当是“民本君末”，“君权民授”，“主权在民”。梁启超在时务学堂面对青年学子的讲学中将封建文化的“体”批驳得体无完肤，成了传统文化的叛逆者。甚至个别人士，还主张全盘西化。由此可见，封建的伦理观在他们思想上已发生变革，继之由资产阶级的民主平等观所取代。正因为这样，才招致守旧人士，也包括停留在中体西用层次上的一批人的反对。湖南维新运动中所发生的一场斗争，史学界称之为新旧之争（其实应当是“体用之争”，或者说是“西艺”与“西政”之争），便是由此而生的。

总之，甲午战后经过维新派的积极宣传和努力，人们的思想都在不同程度、不同层次上与传统的观念发生了变革和离异，这种变革、离异，成为湖湘文化走向近代化的重要标志。（频道责编 刘小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