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湖南频道2月11日电  站在湘江一桥上俯视橘子洲，绵延的洲上到处是断壁残垣，推土机和重型卡车腾起的烟尘好像蘑菇云朵朵生在闾阎之上。可以细细听到重锤有节奏的敲击，每一声敲击都让那些近似危房的老屋一阵咳嗽，接着是“哗”的一声叹息，化为瓦砾。 从去年八月下旬开始，橘子洲的改建拆迁工作已经进行了将近半年。在橘子洲改建工程背后是城市扩张领地，资本猿臂轻舒的时代风气。在这一转型年代，处在城乡两极之间的人们心情复杂：憧憬，怀乡，离去，守望……

    一个个艰难的选择面对着他们，每一步都要小心翼翼，权衡再三。以橘子洲为例，在这片不设防的工地上，仍有很多人出于种种原因滞留在这里。他们中有的是安土重迁，有的是为了养家糊口，有的则是无可奈何。他们守望着湘江两岸的繁华，也守望着渐成废墟的家园。哪里是他们的立锥之地，哪里又是他们的魂牵梦绕？

    （小标题）老人和孩子

     住在洲尾的李婆婆今年85岁，记者来到她家的时候她正踮着脚把洗衣粉到进外皮泛黄的菊花牌洗衣机里。她家是一间破旧的平房，有一面墙是用船舱门拼凑起来的。透过纱门向里看，里面一片昏暗，看不清有什么像样的家具。李婆婆的儿子曾是洲尾湘江造船厂的职工，半年前船厂搬迁、机构改革，下岗待业。

    如今和李婆婆住在一起的还有在望月湖二小读三年级的孙女。 “住了一辈子了，舍不得离开。” 李婆婆在门口的竹木躺椅上坐下来，望着岳麓山颠的一轮落日露出笑容。她身体还算硬朗，很少在医药上花费，不给儿女添麻烦是她对自己最满意的地方。上了年纪以后，她甚至很少出洲，家门前种着一小块菜地，散养了几只鸡，晾在竹竿上的渔网说明以前还可以捕鱼。这近似世外桃源般的农业生活是李婆婆所依赖和仰仗的，也是让她和另外一些洲上的老人最难以割舍的。 住在隔壁不远处的宋爷爷也持这样的想法。他不愿意搬走是因为舍不得自己相濡以沫的老屋和熟悉的生活。宋爷爷家周围的邻居已经基本上搬迁完毕，留给老人的是一堆堆断石碎瓦和无数的回忆。宋爷爷穿蓝色咔叽布中山装，戴一副黑边玳瑁眼镜，正和废墟上拾荒的工人说话。 “如今老邻居都搬走了，只有拾荒的人住在洲上拣东西收废品，渐渐就熟了。”

    当记者赞他气淡神清，有私塾先生的风度时，老人笑着说小时候念过学堂，过去邻居有写信、算帐的都来找他。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但他依然记得，他还记得某年某月某个剧组来拍过电视，他演过一回戏，拿到了25元报酬。 他背着手站在废墟边娓娓道来，好似拂去记忆上的灰尘，最后清点橘子洲留下的宝藏。

    与老人的恋旧不同，孩子们更加憧憬未来。 李婆婆的孙女和另外两个女孩正在废墟间玩捉迷藏，两个女孩一个在望月湖二小上四年级，一个还在读学前班。见到记者拿出相机，她们都很兴奋地在周围跑，拍照的时候还会摆一个明星的姿势。上四年级的女孩告诉记者，她最喜欢的艺人是超女谭维维。问起她们是否想搬走，三个女孩都点头。还在上学前班的女孩指着上四年级的女孩说，她家明天就搬了。 三个小伙伴从小都在橘子洲长大，与那些从小生长在高楼林立中的孩子相比，她们的童年有着更多的快乐和回忆。游泳、划船、爬树、养各种小动物，这些对于九十年代、出生在城市的孩子来说是新鲜而陌生的，但却是她们童年的常态。她们享受着快乐却并不留恋，或者说她们更憧憬的是江对岸繁华深处的生活。

     （小标题）船厂的人们

    湘江造船厂是橘子洲尾最高大显眼的建筑，如今已经破败不堪、钢筋毕露，只有写在墙上的标语提示好奇路过的游客这里曾经有过的挣扎。

    在一张写着“民不畏死，誓与船厂共存亡”的标语下面，记者见到了正在打毛衣的申红霞。申红霞在橘子洲上已经生活了50年，父亲和丈夫都是船厂的职工。和李婆婆的儿子一样，申红霞的丈夫也在去年下岗，一家人因为经济困难仍然挤在还未拆迁的船厂宿舍里。 船厂宿舍是一栋二层的小楼，十来户住在一层，公用水管和厕所。见到记者拍照，她就主动走过来和记者攀谈起来，显然她希望通过结交记者获得一些实际利益上的帮助。她很清楚自己迟早要搬走的命运，对于搬迁她持一种犹疑而暧昧的态度，考虑的重点在利益权衡上。她最关心的问题是，父亲和丈夫在船厂干了一辈子都没有分到一套房，搬迁以后要自己买房，钱从哪里来？ 面对经济压力，她选择坚持不搬，能撑一天是一天，像她这样的钉子户船厂还有十几家，他们滞留在橘子洲上，有的开一个小门面，卖些日用杂货维持用度。

    不过申红霞刚从教小学的周老师那里听来一个“不好”的消息，内容是他们顶多能在这里熬过春节，春节以后橘子洲将进行全面拆迁，到时候推土机轰隆作响，搬不搬由不得他们了。

    与申红霞的犹豫、迷茫相比，教小学的周老师则态度强硬得多，也显得更有理有据。她搜集各种与橘子洲迁改有关的文件、报纸，从朱镕基执政时代一直到现在。她对记者说：“朱镕基当总理的时候把橘子洲改建定义为移民工程，如今却变成了拆迁。如果是拆迁，那以前总理说过的话就不算数了？” 周老师说，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移民和拆迁的补助标准差别很大，两届政府在政策上的差异和不连贯让她感到切身利益受到了损害。更令她气愤的是拆迁待遇的大打折扣：“就算是拆迁，拆迁补助上面规定是每户18万，但发到手里的只有每户7、8万，钱到哪里去了？” 周老师决定挺到搬迁的最后关头，直到对方把全部补助发给她。如果补助不能到位，她死也不搬出去。在一旁的申红霞一边打毛衣一边调侃道：“推土机来了，看你搬不搬？”周老师回答：“推土机来了我就睡在屋里，一起推了。”

    （小标题）拾荒者

    行走在橘子洲的砖砖瓦瓦、篱落草树间，经常可以看到这些拾荒者。与滞留不走的老居民不同，他们的滞留恰恰是因为拆迁。拾荒者分为两类，一类拾荒者更准确的说是收废品的。他们的工作是家庭式：三口之家还有一条看门狗。他们或住在没人的旧房子里，或自己搭棚屋，每天把拾到和居民送来的废品分门别类，用三轮手推车运送出去。他们是城市生态链上的分解者，凡是城市化步履所及的地方，就可以看到他们忙碌的身影。现在他们在橘子洲暂时丢下锚头。

    另一类拾荒者是拾废铁的。与收废品的不同，他们往往“单打独斗”，装备古怪。记者碰到陈树荣的时候，他正手持“探雷器”扫描地面。他的行装包括一辆自行车、一把锄头、一个化肥口袋以及一个类似《地雷战》中探雷器的东西。在废墟边，陈树荣停下车，手持“探雷器”扫描地面，一旦发出“滴滴”的响声就表明地下有铁，挥锄来挖，挖到便放进化肥口袋里。 陈树荣干拾废铁这行已经很多年了，穿一身迷彩服的他刚过35岁却已经显出老态，用他自己话说“都是拾铁经常弯腰造成的”。见到有人站在身边，陈树荣很高兴，干劲也比刚才更足，他说平时一挖就是一天，很少有人说话。他挖出来的通常是生锈的铁钉，8毛钱一斤卖给废铁收购站，一天至少可以挖3、4斤。他的老乡挖出过一个清末的碎瓷碗，虽然根本不值钱，但却让陈树荣看到一丝渺茫的希望。 “干这行很辛苦，没一点动力就更没意思了。” 在干这行之前他干过建筑工人，一年下来风餐露宿，年末包工头还经常拖欠工资。于是在老乡的建议下，陈树荣干起了拾废铁的活计，虽然很辛苦，但每天都有收入，且挣的每一分钱都是自己的不会有人苛扣。 夕阳中挥锄的陈树荣影子长长的，像一幅画，画的背景是湘江东岸的摩天轮和高楼大厦。

      （小标题）橘子洲：一个时代的结束，一个时代的来临

      据晋《湘中记》记载，橘子洲形成于惠帝永兴二年，公元305年，因洲上盛产橘树而得名。千百年的历史进程中，橘子洲经历过无数沧桑巨变。宋代词人王以宁写道：“岁晚橘洲上，老叶舞愁红。西山光翠，依旧影落杯中。人在子亭高处，下望长沙城郭，猎猎酒帘风。”而如今站在橘子洲上却要仰望湘江东岸的高楼大厦，从“下望”到“仰望”，一个动作的小变化折射出时代的大变化。

    根据橘子洲景区设计方案的初步安排，未来的橘子洲将以“自然风光为主体，以生态、文化、旅游、休闲为主题，构建生态环境优美、功能布局合理、主题特色鲜明、基础设施完备的生态、文化、旅游、休闲风景区，从而打造一个集园林、旅游、体育、文化、娱乐、休闲于一体的国际性观光风景名胜区。”可以想见，几年之后橘子洲将与湘江两岸的城区更加和谐地融为一体。 橘子洲正面临着巨大变革，这背后是整个中国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和资本运作不断深入的大背景。虽然早在1904年传教士和洋行已进驻洲上，但毕竟无法根本改变橘子洲的面貌。

    进入新中国，橘子洲凭借自己特殊的地理位置，得以抗拒城市化的侵袭，保持相对传统的本色。不管橘洲公园曾是多么得游人如织，山风日色是这里的堂堂世界，渔舟唱晚是这里的生活方式。 现在，城市化的车轮由资本的洪流裹挟着滚滚而来，根据橘子洲景区的设计方案，景区建设的基础性投资规模预计为9.8亿元，其中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额为5.6亿元，岸线整治及河道疏浚工程投资为4.2亿元。资本的力量将改变橘子洲的一切，包括住民的生活方式。这也就是为何从这里搬迁，或因种种原因滞留在这里的人们显得那么得迷惘、无所适从的原因了。

    申红霞的话代表了很多老居民的心声：“搬走以后一切都得从头再来，慢慢习惯。对于老人来说，适应新生活可能更加困难。” 在美孚洋行的旧址，记者踩着铺满灰尘的木制楼梯爬上二楼。每一间屋子都屋门洞开，像是被狼掏空的内脏。一间屋子的墙壁上贴满了“小燕子”赵薇和港台明星的海报，可以想见这里曾经有过的生活是多么得世俗和欢闹。传达室的阿姨说，洋房里的老住户去年10月份就已经搬走了。20年前，这里是省商业厅招待所。4、5年前，这里被隔成几十间廉价房租给学生、流浪者。

     在另一间屋子里，记者看到墙上挂着一张夫妇的结婚照，不知为何没有拿走。最后一缕夕阳从没有玻璃的旧窗棂里射进来，给相片镀上了一层安静的金色。拭去尘土，在他们灿烂露齿的笑容背后，是橘子洲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来临。（完）（配图片） （文中部分人物为化名） (编辑 陈净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