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然是不太同意丁先生如此过于绝对化的“盖棺定论”，譬如，就中国最近评上被称“中国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就有四人，难道堂堂的这么一个大国还不能“凑出”一、二个经济学家来？这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丁先生的这个5人极限数字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我这样说亦不是表示笔者赞成中国真正的经济学家像前一、二十年造成的“经济学家满大街跑”那样，多得来实在是数也数不清楚的，因为那是一种“社会错觉”！

    所以我真正的观点是，中国真正的经济学家肯定不止5个，但是也不会多到哪里去，用一句话不太客气的话说，少得很可怜。

    过去我们社会容易产生的一个“社会错觉”是，有的人将凡是那些在政府部门、人大部门、政协部门学校部门、研究部门中担任的什么经济委员会主任、还有什么所长、什么校长助理等等，都错认为是“真正的经济学家”，其实并非如此，有很多不过是一些具有比较多经济学知识的“经济官”。“经济官”并非是“真正的经济学家”，其中还不乏那些当官指定的、自己在学术上并没有多大前途削尖脑袋往官场上钻的“经济官”，这些人离“真正的经济学家”就更远的了……就是因为有官帽子的光环和“掩护”，人们就错将他们当成是“真正的经济学家”。

    过去我们社会容易产生的第二个“社会错觉”是有的人将凡是在前几年在主流媒体上到处喋喋不休作指点江山的报告、并且垄断了媒体话语权的经济学教授错认为是“真正的经济学家”。的确是这样，看一看有些经济学教授拿出一副包打天下的架势来，不管是不是自己专业的，是不是自己研究范围的，什么问题都敢说，什么问题都敢开“药方”……久而久之，由于媒体的“造神”功能和名人的累积效应，人们就错将他们当成是“真正的经济学家”。

    过去我们社会容易产生的第三个“社会错觉”是，人们往往将那些留过洋、怀有一肚子洋墨水的错将他们当成是“真正的经济学家”。这源于国民的崇洋症，“文化大革命”前，崇的是前苏联计划经济一套，改革开放后这一套不管用了，就出现了一批留美、留英、留日的“海归经济学人”，这原本没有什么不好的，吸取外国先进经验嘛！然而有那么一部分“海归经济学人”却主张全盘西化，硬要在中国实施西方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什么“代价论”，什么“烂苹果论”，什么“冰棍溶化论”，什么“社会财富向精英倾斜论”，正因为这些人“满腹经纶”且占有媒体的话语权，再加上他们特有的“经济社会地位”，正还唬住了一大批地方领导，依靠权力硬性实施再加上他们的种种荒谬理论，结果是没有多久就将大部分国有企业“转制”了，如今有些地方为什么矛盾那样凸显，也与这部分“海归经济学人”的“努力”和“贡献”有关。想一想，这部分“海归经济学人”能称得上是“真正的经济学家”吗？

    过去我们社会容易产生的第四个“社会错觉”是，人们往往将那些善于“注释”官方文件的“经济学人”错认为是“真正的经济学家”。我这样说，决不是意味不要“注释性经济学人”，而是说光是注释是出不了“真正的经济学家”的。我们社会的“注释性经济学”实在是太“兴旺发达”的了，从开国起，不管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不管是有没有巨大的副作用，我们的一些经济学人除了会叫好、会歌颂之外还会什么？所以中国的经济问题往往是突然暴发性的，在暴发之前还是一派大好形势，还是莺歌燕舞，突然问题降临了，往往让人手足无措。什么原因？“真正的经济学家”实在太少了，愿意坐冷板凳进行问题研究、前瞻研究的“经济学人”实在太少了。过去，我们的一些“经济学人”喜欢攀附权势，如今权势要攀附但是更要攀附的是富豪、大款，削尖脑袋去做他们利益集团的代言人。顾雏军现在是臭名昭著的了，然而想当初有多少经济学界的“名流”争先恐后地捧顾雏军啊！

    那么什么样的“经济学人”才是“真正的经济学家”呢？我的观点是，一是将经济学作为学问来研究的，而不是将它作为自己升官发财的敲门砖的；第二，不仅仅是“注释性”，更重要的研究性的、创造性的；第三，对解决社会转型期间的社会经济问题有特殊贡献的；第四，关心民众切身经济利益，善于社会调查，自己的屁股完全坐在穷人这一边的，而不是在富豪一根蝇子上的；第五，不畏权势，敢于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的。(编辑 李兰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