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文学作品成为一门学问，是常见的事儿。譬如但丁作品和莎士比亚戏剧等等，都成了专门学问。《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成了专门学问是再自然不过的。可是，该咋个研究法呢？把文学艺术形象跟现实生活人物一一对应、搞“对号入座”吗？

    刘心武有个说法：“给秦氏定名为秦可卿，寓‘情可轻’之意”，以此推导出个情感可轻、议论起“色空”。嘿嘿，也许是刘心武的汉语拼音不大好吧？“秦”的拼音是qin，“轻”的拼音是qing，两者发音是不一样的。还有个说法，曹雪芹是用南京“普通话”写的。既然如此，那江南发音把ING念成IN，刘心武要搞同音异字的“轻情”游戏，也得按照江南发音去搞么。说的更白一点吧，曹雪芹一部红楼，全然没有“情可轻”的意味，而是“从此空空道人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遂改名情僧”，是佛道两教的“色空”关系，重大得很，哪有什么“情可轻”之意？刘心武似乎还没弄明白中国佛道之“情”，自然也不知道曹雪芹为何要用道人变情僧和僧道携玉而开始说他的《红楼梦》了，结果呢，搞了个望文生义的“给秦氏定名为秦可卿，寓‘情可轻’之意”出来了。

    所谓“正统”的红学家们呢，有的说史湘云是《红楼梦》的主角，根据是：“曹雪芹把《石头记》传给李绮筠，……她就是《红楼梦》中史湘云的原型。有记载，‘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余尝哭芹，而泪待尽’、‘希望造化主、上帝你再造一芹一脂，我们二人亦大快于九泉地下’。……这要不是夫妻关系，他怎么能这么讲话呢？”

    记得《金瓶梅》里有故事，一夜之欢就能有比那个“我们二人亦大快于九泉地下”还要亲密的话，可那些人都不是夫妻关系。就古今现实生活看，“酒逢知己千杯少”和说说“我爱你”却并非是夫妻的男男女女，有的是。李绮筠和曹雪芹的关系可能不一般、甚至可能非同一般的亲密，但一句“我们二人亦大快于九泉地下”的话不足以确定他们就是夫妻、更不能确定曹雪芹拿自己的妻子当小说中史湘云的原型、而且是个主角。有些研究还说，跟曹雪芹有密切的红红为林黛玉的原型。照正统红学家们的考证分析方法，红红林黛玉也该是曹雪芹的妻子和红楼全书的主角了？

    《红楼梦》对史湘云的描述是：“富贵又何为？襁褓之间父母违；展眼吊斜辉，湘江水逝楚云飞。”史湘云的《白海棠和韵》有“自是霜娥偏爱冷，非关倩女欲离魂”、“花因喜洁难寻偶，人为悲欢易断魂”的句子。这些都不是“我们二人亦大快于九泉地下”所能彼此吻合的，怎么说那是史湘云的原型呢？红楼大观园的几个大冲突，史湘云都没唱主角；在对诗的时候，史湘云跟林黛玉等暗暗较劲，却总是个衬托。换句话说，尽管“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但大观园却能绰绰有余地住得下史湘云。如此一来，怎么说“史湘云才是《红楼梦》全书主角”呢？

    把身边的人、甚至把自己都作为文学作品人物的素材，屡见不鲜，可小说人物毕竟是艺术形象，是加工创造（或编造）的人物而不是实际存在的人物。《林海雪原》的少剑波的素材来自作者曲波自己，但少剑波毕竟是个小说人物、不是现实生活中的曲波。《战争与和平》的安德列和彼埃尔的素材，来自作者托尔斯泰自己参战的经验和感受，但安德列和彼埃尔毕竟是小说人物、不是现实生活中的托尔斯泰。正因为如此，托尔斯泰可以把自己的参战经验感受放到1812年的法俄战争之中、把自己的经验感受改编为安德列和彼埃尔两个对应人物的性格命运。我们总不能根据这个理由就说安德列和彼埃尔是1812年法俄战争的现实人物吧？

    演艺圈里有句格言：“别把戏演到生活中来。”譬如，在戏里，一位演员可能要结婚十次和破产百次。若把那拿到生活中来、谁也受不了，除非穷极无聊而需要娱乐刺激，谁也不会把台上的戏搬到现实生活中来。这道理完全可以用到“红学”研究。甭管是用猜测的、索隐的、考证的还是别的什么方法研究“红学”，也甭管那些研究对弄清楚小说素材来源有多大帮助，小说人物毕竟是艺术形象而不是现实人物，两者不可混淆。更进一步说：别那么功利，给“艺术就是艺术”留点生存空间，到底有多难？也许太难了吧，所以呢，与其当个只知道认真做学问的书呆子，还不如跟演戏一样做“红学”研究，别出心裁地彼此娱乐娱乐，再数数各自卖书卖文赚了多少钱，潇洒一番，管他别的呢！(编辑 李兰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