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已经进入第二年，广州市社情民意中心发布的调查显示，减薪裁员是金融危机最突出的影响。除了中小企业首当其冲外，有高达四成的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已经减薪或计划减薪。相比之下，党政机关最稳定，减薪、裁员单位不到一成。（据11月3日《广州日报》）

    这是一种令人难以承受的社会怪象。基于最普遍的生活常识，也应该是谁的力量大，由谁来扛重担。金融危机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次社会风险分担。这种风险分担，本身也包含着特定的利益再分配。这也就是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认为在这场金融海啸中，既有“危险”，又有“机遇”。很显然，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是不应该让社会底层来单独分担风险的，也不应该赐予少数阶层以风险豁免权。其实，每一次的经济危机，都是对特定社会生态结构的一种最好的检验，同时也是对社会结构进行调整的一个契机。减薪国企第一，裁员私企居首；外企不发加班费，公务员风景这边独好。现在回望这样的金融危机影响，真是令人情何以堪。长期招致公众声讨的国企在这场风暴中，也成为减薪的主力军，这很容易给人带来一种错觉，为国企主动承担社会责任鼓与呼。这里需要厘清的一个问题是，在国企中的普通员工很多时候也属于社会底层，也是属于权利容易遭遇剥夺的阶层，加上国企滞重的机制难以应对市场变化，这个群体恰恰更容易成为金融危机的受害者。

    金融危机影响带来的痛感，其实与折磨公众太久的收入分配不公问题，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如果不能对种种有损社会公平与正义的制度进行彻底清理，就一定会有一些群体凭借着强大的话语权，在任何社会情境下都能成为既得利益者。（编辑 徐济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