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北大第一医院发表书面说明，否认“非法行医”，称此前央视报道的“学生治死教授”事件，属于“严重失实”。(11月5日《新京报》）

    医学教授熊卓为；因一个骨科手术死亡；其主治医生没有行医资格：该新闻中的每一个要素，都拥有无比的冲击力。而北大第一医院的书面说明，更是将这种要素组合，反衬得益加引人注目。

    虽然新闻将重点放在了行医资格这个问题上，但我想，这个问题的提出乃至反复强调，并不足以让人感到满意。没有行医资格而在医院看病，或许是“正常”的。毕竟，哪个医院里没有实习生呢？而实习生没有行医资格，也是“自然”的。但问题只是一个行医资格吗？如果一个行业没有了规则，或者规则形同虚设，那么奇闻仅仅止于一个没有行医资格的实习医生吗？

    更应该问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是外行的我，能一开始就发现医疗事故的端倪吗？我只能在事后本能地怀疑，抑或在医院门口无助地哭诉？

    由于专业门槛的存在，对医疗事故与医学难题之间的区分，拥有解释权的，往往是医院而不是患者。医院给出的解释，又常常是专业语言，它牢牢地掌握着解释权。这是医院能够将医疗责任抛给医学难题的一个前提，更是他们敢于漠视患者生命的前提。

    现代社会，一个外行如何抉择专家意见？如果当事双方一边有专业背景，而另一边没有，解释权又该如何划分以达到平衡？这不仅是诉诸公堂的需要，也是日常生活中事无巨细的责任认定之需要。

    要做到这一点，仍然要靠医学界制定一套普适性的行业规则来，以清理躲藏在其背后的“行业秘密”。这对于患者来说，多少算是医疗透明了。虽然“学生治死教授”的事件，算是一个奇闻。但我们如何肯定，这不是一个刚刚被发现的行业秘密呢？如果一个行业没有了透明规则，我们都可能是躺在病床上的熊卓为。（编辑 徐济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