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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正街，北正街，县正街，府正街，南北县府四正街，街上灯笼灯笼街；东牌楼，西牌楼，红牌楼，木牌楼，东西红木四牌楼，楼下走马走马楼。”这是长沙老巷子流传至今的一首谣歌。其中的“走马楼”，其名始于明代，是当时明长沙吉王府东圃的一处建筑群，因为高大宽阔，下面可以扬鞭策马，于是得名“走马楼”。 明朝之后的数百年间，马蹄溅起尘土，车轮碾过熙攘，没有人知道脚下这块土地到底埋葬着什么，又或是珍藏着什么。历史可以安静地被后人踩在脚下，文化却在幽深的地底闪着灼灼金光。 1996年的十月，这个千年古城的中心之地掘出了一阵书香。10万多片散落的“文明的碎片”，一个1700多年前的历史珍藏，终于重见天日……
（一）孟科保的早晨 8年前的十月，那是一个大兴土木之季。 “平和堂”商厦，一个现在吸引着长沙市民“疯狂”购物的地方。在8年前那个火热的季节，作为当时湖南省有史以来最大的一个引进外资项目，“平和堂”商厦建设在五一广场走马楼一带火热地施工。就像有人说“在长沙，一不小心就能从地底下踹出一件宝物来”一样，当时的施工现场出土了一批一般文物。而在长沙这座历史文化名城，人们对这些“成果”似乎已经司空见惯。 重大的发现一天天逼近，但人们丝毫没有得到任何征兆。 确切地说，应该是1996年10月17日上午8点30分左右。据说那是一个天气晴朗的早晨，长沙市文物工作队的发掘技工孟科保来到工地，他仔细勘查了昨晚机械施工的场地，一种莫名其妙的力量驱使着他由南向东探寻。很多时候，历史就是这样莫名其妙地将一个人推向前台。 在一台挖掘机的西边和北边，孟科保发现了几堆黑色的淤泥，突然，一块长约20厘米的窄木板被他拨弄得露出一角，他小心翼翼地抽出木板，揩去表面的淤泥，竟发现木板上有隐约可见的墨迹。于是，他强忍着心头的激动跑到附近的积水坑，用手沾着水一点一点地将木板洗干净，几行墨书文字清晰地显现出来——“叩头死罪死罪白”，这就是最先出现在这个现代人眼中的1700多年前的文字。 而之后出现的一块木牍上书写的“嘉禾三年”年号，给了所有人一个惊喜。因为，“嘉禾”年号是三国时期吴国孙权的年号，这个短命的王朝基本上没有留下什么历史资料———这是一个惊世的发现！ 顺着淤泥堆，他在工地的东南侧发现一个数米深，直径3米左右的不规则圆形大坑，坑的上层已被挖掘机的大铲掀开了半边，坑内积满了水，水上面露出黑黑的淤泥。泥土下的断层面，层层相叠着的是隐约可见的深灰色或深褐色竹木残骸……这是一个“孟科保的早晨”，但又是一个不完全属于他的早晨，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即便那晚挖掘机没有铲开那个古井，即便那天早晨去翻扒那些淤泥的人不是我，这些简牍也一定会被别的人发现的……” 话虽如此，但就是这个被后来称为“J22”的古井，让孟科保一次原本非常简单的探寻变得意义深刻。 “叩头死罪死罪白”，谁也没想到这些千年的珍藏给后世人们的“见面礼”，竟会选择这样的一种表达方式；孟科保，谁也没想到第一个发现这个被称为“中国历史文献第五次大发现”的人，竟是一位刚过而立之年的长沙市文物工作队临时工。机缘就是这样巧合，当这7个字被这位年轻的临时工“拾起”，一切都变得不再费解。就像有人所说的那样——“中国的某段历史或许将被改写……”
（二）简牍库房里的时光 班德瑞乐团这样诠释自己的轻音乐曲目《寂静山林》：“寂静山林，寂静的是让我们静静的、没有任何的干扰、淡淡的再一次聆听过去，聆听新世纪音乐对于通俗的熔化。”在长沙市博物馆的保护整理工作室内，我们惊喜地发现，每个工作间里都飘扬着班德瑞乐团的轻音乐，让人觉得自然和我们竟如此贴近。 这是一栋简陋的三层楼房，一张生锈的铁门将10万古老的简牍与这个现代化的世界简单地区分开来。 地下室里密密麻麻的不锈钢架子上摆放着的是数不清的医用白色器皿，里面都是经过初步整理了的简牍，每一枚都用玻璃片夹着，每一片竹简都有自己的编号，然而，被药水浸泡着的它们却显得那样稚嫩和柔弱，根本看不出它们的千年历程。 未经整理的出土简牍呈饱水状态，表面还覆盖着厚厚的泥。首先要做的工作就是进行揭剥和清洗，然后是脱色、拍照，再接着是脱水、点交、入库。 其过程非常复杂，也十分精细。因为每剥取、清洗一枚简牍，要使用30多种工具，须经过剥取、粗洗、中洗、精洗、脱色、脱水等多道工序。而这个过程，清理人员必须高度绷紧神经，小心翼翼，不能对简牍上的字迹有任何损伤。 在文物保管部有这样几位眉清目秀的女孩子，她们从1997年年底到现在，一直从事着简牍的清洗工作。这可以说是一项非常枯燥乏味的工作———每人桌前一盏台灯，左手一把小刷子，右手手指夹着两支小毛笔，手指非常熟练而又灵巧地洗刷着，目光很沉静，气息很均匀，而每清洗一枚竹简大概要45分钟，要用10多种工具……由于是国家重点研究项目，为了赶进度，她们每天除正常工作之外，星期天往往还要加班。 而在一墙之隔的揭剥间，那是肖静华师傅曾经工作过的地方。用油画刀尖细心地插入肉眼难以分辨的简与简之间的缝隙，另一只手用毛笔点入药水，慢慢从结成板块状的竹简中揭取单支竹简……由于长期的药水浸染，他的指甲发黑、手也脱了皮，但从1997年之后的5年，他就是这样一天天地工作着。 或许他们至今都不知道每天经手的这些简牍上的文字到底讲述着什么，或许他们永远也无法理解自己每天机械般的工作价值所在。但是，当这些1700多年前的文字每天从自己眼前晃过，当班德瑞的轻音乐每天从自己耳边回荡，他们收获了生活，也聆听了过去。 “文物的最大价值，就在于它的存在”，而他们的价值，或许也同样是因为他们的存在。
（三）为一座古代“档案库”安家 “一箱子，又一箱子。一大车，又一大车。都装好了，扎紧了。吁———车队出发了。没有走向省城，因为老爷早就说过，没有运费。好吧，那就运到伦敦，运到巴黎，运到彼得堡，运到东京……”这是余秋雨在《道士塔》中对敦煌莫高窟里国宝流失的颇具想象的描述。而1996年的长沙，竟然也险些上演一幕悲剧——简牍和淤泥一起被一辆辆的大卡车载往长沙东郊5公里外的湘湖渔场填湖，许多简牍就被无情地倾泻在建筑垃圾场上…… 将要开馆的长沙简牍博物馆首任馆长宋少华，就是当时的长沙市文物工作队队长，对于那次“抢救行动”，他至今还心有余悸。 当他们得知在凌晨四点左右，从“J22”号古井大坑中挖出的泥土，已有好几车被当作建筑垃圾运往郊外填埋，估计中间也会夹杂着简牍。他们立即兵分两路，一队看守现场，组织人力将附近的黑色淤泥清理装袋，并用木桩和绳子将现场团团围住，同时将这一重大发现向市文化局和省文物局汇报。另一队则火速赶往长沙东郊5公里处的湘湖渔场（今南湖大市场）卸渣区的建筑垃圾填埋场，搜索简牍。下午两点左右，天空突然下起了大雨，废弃的渔塘在暴雨中散发出阵阵恶臭，经多方打听，大家终于找到了那块近200平方米的平和堂卸渣区。他们采用考古学中的每隔1米下一条探沟的方法，冒雨寻找……10天，在这块臭气熏天的淤泥中，总共挽回了数万枚珍贵的简牍。 很多时候我们不得不承认，冥冥中有一种力量在控制着这一切，宋少华在回忆当时的情形时，就感叹过这种力量。“J22”号古井位于走马楼街50号房屋下，而50号房本来不属于平和堂商厦建设的红线，但最终被平和堂公司争取到；本来位于“J22”号古井旁的这台挖掘机是在西边作业，但17日凌晨4点左右，工地负责人看到东壁渗水严重，会影响到施工车辆运行，便调动机器挖一个蓄水坑，结果挖出了这座古代“档案库”。而更加巧合的是，刚挖了几铲，挖掘机竟莫名其妙地出现了故障，两个多小时都未能修好，这却正好为考古队员发现淤泥中的简牍提供了难得的时间！可以这么说，如果不是这一系列的巧合，这些人类文明的碎片，要么将继续尘封，要么换一个“墓穴”继续埋葬…… 更值得庆幸的是，一座包括建设、陈列在内，由长沙市政府投资7800万，占地13000平方米的长沙简牍博物馆即将开馆。它东接白沙路，西临建湘路，与白沙古井遥相呼应。这将是我国乃至全世界第一个专门的简牍博物馆。 首任馆长宋少华像个孩子一样兴奋地介绍着长沙走马楼三国孙吴简牍的新家：地下室是保护库房，地上一层、二层为展示厅，附楼是简牍研究中心……银行专用的厚厚的保险门后面，是一个干湿度在50－60度之间、温度在20摄氏度以下的恒温恒湿房。
（四）十万简牍与“孙权变法” 公元2004年12月21日，长沙平和堂商厦停车场的入口处，也就是当年发现简牍的地方，来来往往的车辆和行人匆匆而过，没有人计较两千年来，一座城市的中心一直都在他们的脚下。 历史似乎总喜欢半掩琵琶，云遮雾罩。 与当年发现简牍的地点不到10米的平和堂一楼，一位穿红色高帮靴子的女人正和售货员争得不可开交，手持电脑小票的“红靴子”坚决要求换货…… 谁能想到，早在三国孙吴时期，这块土地上就已经出现了当时的“三联发票”———“莂”。它是在一块较大的木板上写好同样的文字内容，一式三份或两份，当事人看了认可无误后再剖开，相关部门或人士各执一片，每片都可独立起作用。这和今天用复写纸书写的多联式凭证有异曲同工之妙。 谁又会想到，在走马楼10万吴简的背后，竟变幻过一段惊心动魄的改革风云！正是这次失败的变法革新，使10万简牍得以留存到今天。 如此多的简牍为何被掩埋在一座仓储井中？当时国内考古专家有过两种推断，一是战乱或其它政治变故导致简牍埋于井中；二是这批简牍埋于井中有作废封存之意。但有学者却给出了一种更新奇的“说法”：这批简牍是一次失败的变法革新的产物…… 当年，曹操赤壁之战后退守北方，长沙最后为孙权所取，此地逐渐成为吴国的军事后方和“粮仓”。据有关史料，嘉禾时期长沙郡相对稳定，战事较少，因此简牍是因战乱而埋的说法难以服人。 于是孙权时期的“吕壹事件”在考古专家眼中突然焕发出动人光彩。孙吴政权当时虽是吴承汉制，但远未建立起中央集权制度，还是原始的领兵制的军阀体制。据记载，为建立中央集权，孙权加强了中央审计制度，任用中书校事吕壹等人任“特派稽查员”，严格审计和监察中央政府和各地方州郡有关文书档案。然而变革阻力之大超出孙权想象。据史书记载，由于有孙权的宠信，加上吕壹性情严苛，执法严厉，其变法革新严重损害了各州郡及将领们的权益，从太子到丞相以及诸将领强烈要求罢省一切审计制度，诛杀吕壹。 238年，吴主孙权无奈之中杀吕壹，废典校，一场改革终以吕壹成为“替罪羊”而烟消云灭。虽然我们在《三国志·吴书》中看到的吕壹，是一个因“奸罪发露伏诛”的“奸人”形象，但今天“反其意而读之”，不能不为这个锐意社会变革的先驱人物扼腕而叹。根据这批简牍的年号最晚为嘉禾六年（公元237年）的情况分析，吴简当是最早在这一年被置于井中的，而公元238年正是10万简牍中有记载的最晚年代的次年。可以想见，就是在这一年前后，由于变革失败，典校被废，这一大批用于审计等用途的简牍成为可有可无的“鸡肋”，被置于当时政府机关的仓储井中。此后，孙吴终国都未能建立起中央集权制度，这很可能是孙权的一大遗恨。 这些珍藏了一个时代的政治、经济、法律、军事、户籍、祭祀、礼仪、数理、艺术等各个方面的“文明的碎片”，可能还会给我们更多历史追溯的空间……
考古 简牍，是中国古代一种独特的书写材料，即按照一定的规格削制成的竹片或木片，窄的称“简”，宽的称“牍”或“札”。从殷商到魏晋时代的千余年间，无论宫廷还是民间，凡诏书、文书、书籍或簿记、书信等等，皆书于简牍之上。长沙出土走马楼三国吴简10万多枚，大大超过了20世纪我国各地历年出土简牍数量的总和。 尽管目前三国吴简的整理工作尚未完成，完成整理的只是很少一部分，但它已经向我们展示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画面，为我们打开了一座极其丰富的历史宝库。而仅从已整理出的简牍的研究情况看，走马楼吴简涉及东汉末至三国时期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领域。这批吴简更多地记录了当时基层政权的日常活动，反映了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及其与官府的关系，这与正史主要记录帝王将相的事迹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是研究孙吴基层社会的第一手资料。
长沙吴简按其形制可以分为大小木简、木牍、封检、签牌等。根据目前整理的内容，可分为五类： 1、券书类，包括佃田租税券书和官属各机构之间的钱、米、物品的调拨券书。 2、官府文书类，包括对某司法案件的审理、复查的具体内容及有关程序，官员的奏议、报告等。 3、长沙郡所属户籍等，主要记载户主姓名、年龄、身份、爵位、身体状况及有关事项。 4、名刺、信函类，涉及礼拜往来、赠物荐举诸多日常事物。 5、账簿类，详细记录了长沙郡府所属部门经营管理的钱、布、米、盐、器物、租税等方面的经济账目。 (来源：三湘都市报 文／朱珊 图／曾少军) |
